日本人在新疆探險干了些什么

　　提起絲路探險，人們對普爾熱瓦爾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歐洲探險家非常熟悉，而對日本的大谷探險隊卻知之有限。對于在中亞探險取得輝煌戰(zhàn)果的日本人，不用說在國外，就連當時的日本人自己也了解得不多。他們曾形象地將自己在中亞探險的事實與成果譽為沙漠中的花朵，無人知道它的盛開。

　　大谷探險隊的組織者——大谷光瑞一生主要從事佛教活動，1900年在倫敦留居期間，身為天皇內弟的他以皇室貴族身份得以經常造訪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那是世界地理學上的一個情報中心，從該會得知塔里木盆地是埋藏佛教歷史遺產的地下資料寶庫。這塊昔日商旅不絕于途，如今人跡罕至的大地，充滿了奇異輝煌的古老文明，它磁石般地吸引著早已對此感興趣的大谷光瑞。1902年，即將回國的他組建了大谷探險隊，從倫敦開始了夢寐以求的亞洲腹地探險。對于大谷光瑞放眼世界的宏大之舉，且探險資金僅靠一千萬信徒的供奉支持而實現，這在當時就連日本政府也是望塵莫及。

　　1902年8月，大谷光瑞與渡邊哲信、堀賢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圓一行五人第一次踏上了亞洲探險的旅程。他們經過莫斯科、巴庫，翻越帕米爾高原到達喀什。在喀什庫爾干，分為兩隊。大谷光瑞率本多惠隆和井上弘圓翻越喀喇昆侖的明鐵蓋達坂，前往印度;渡邊哲信、堀賢雄便沿絲路南道進入和田，他們視險如夷，走人了八年前斯文·赫定差點送命的死亡之海，縱向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到達阿克蘇。這是日本人首次從和田橫穿沙漠。絲路北道曾是佛教非常繁榮的地區(qū)，發(fā)掘這一帶遺跡是大谷探險隊的重要任務，因此這兩名僧人全身心地投入。在對克孜爾千佛洞及周圍發(fā)掘期間，他們巧遇考古學家克倫威德爾博士，在這位德國中亞探險先驅到來之前，大谷探險隊已對此掘地三尺。四個月后他倆滿載而歸。結束了大古探險隊的第一次中亞探險。

　　1905年，日俄戰(zhàn)爭剛結束，大谷光瑞就著手組織第二次中亞探險，這個重任落到了兩名年輕僧人的肩上，他們是20歲的野村榮三郎和18歲的橘瑞超。

　　1908年6月，大谷探險隊第一次從日本本土出發(fā)。他們穿過戈壁沙漠，向西進入準噶爾盆地。1909年2月，橘瑞超在庫爾勒與野村榮三郎分了手。野村榮三郎沿天山南麓探查，然后前往喀什等待橘瑞超。橘瑞超則向南進入羅布沙漠，他幾乎是踩著斯坦因的腳印前進，在斯文·赫定掃蕩一空的樓蘭古城，發(fā)現了著名的“李柏文書”，這令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匪夷所思，橘瑞超由此身顯名揚。這次新疆之行成為橘瑞超第二次中亞探險的契機。他不僅表現了對艱苦環(huán)境的忍耐力與承受力，也為以后的探險積累了經驗。

　　1909年年末，橘瑞超陪同大谷光瑞夫婦到了倫敦。在倫敦他聽說野村榮三郎再人中亞的計劃受阻，便主動請纓再人中亞，望著這位卓而不群的得意門生，大谷光瑞能說不嗎?為了這次探險能順利進行，橘瑞超不僅在物質上做好充分準備，而且還拜見了住在倫敦的斯坦因，又前往斯德哥爾摩造訪的斯文·赫定。1910年8月，橘瑞超從倫敦出發(fā)，他的第二次中亞探險成行了。

　　此時的橘瑞超盡管已經20歲了，但因其生得眉清目秀加之體格瘦小，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小得多。由于年齡的緣故，他不得不招募比自己年齡小的雇員，以免出現“主仆不分”。與他同行的助手是18歲的英國少年霍布斯，翻譯是一位17歲的俄羅斯少年。這三位“童子軍”哪里是去中亞探險，簡直是在搞夏令營活動嘛。然而在大谷探險隊中，再度深入中亞腹地并以細致的調查出色地完成任務的正是年方弱冠、智深勇沉的橘瑞超。

　　橘瑞超取道西伯利亞經塔城到達吐魯番后，又繼續(xù)南下，再次進入羅布沙漠探查，他達到了一個全無前人探查過的地方，又經且末穿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到庫車，再從喀什到和田、葉爾羌等地調查。他豁出性命登上了阿爾金山脈，那是一次真正生與死的考驗，這次探險橘瑞超備嘗艱辛，以致行李全部丟棄瀕臨絕境，全靠堅定的宗教信念和獻身精神的支撐，硬是推開了死神的擁抱，終于脫離險境，到達于田，一路直向敦煌。1912年4月，橘瑞超終于脫掉了維吾爾族的袷袢，穿上了兩年未上身的西裝，結束了歷時五年的中亞腹地探險。

　　在此期間，由于長期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就派吉川小一郎前往中國打探消息。因此1910～1914年大谷探險隊第三次中亞探險活動先是橘瑞超，而后是吉川小一郎。

　　從西藏探險歸來的橘瑞超，經且末穿羅布沙漠，與等待他近四個月的吉川小一郎相見，其喜悅之情難以言表。

　　吉川小一郎在敦煌等候橘瑞超時，為了能順利在當地發(fā)掘佛教遺址，不惜一切代價與當地人搞好關系，請客、送禮、學語言，就是看到當地人餐桌上就能吃的唯一食物是有點像人糞一樣的東西，這位有潔癖的日本人也下決心去品嘗，哦，原來是果醬。吉川小一郎沒有熱衷那些人跡罕至的路線，而是選擇別人已經探查過的但沒有仔細考察的地區(qū)，·所到之處都進行了細致的發(fā)掘。1914年回國時他將“收集”文物包裝成86件行李運回日本，為大谷探險隊的中亞探險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對佛學的探求表現出非同尋常的癡情，是這些日本和尚成為探險家的重要品質之一，也是促使他們能夠克服千難萬險前往中亞的窮鄉(xiāng)僻壤，到荒蕪人煙的戈壁沙漠從事考古發(fā)掘的精神支柱。這些裝備齊全的東瀛僧侶，懷揣充裕的資財，每到一處都要拜訪當地官員，為他們的探查活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蛟S他們吸取了法國探險家杜特雷依因無視當地居民而遭受滅頂之災的教訓，他們與當地居民都能很好相處，這也是他們長時間在沙漠深處探險且能全部活著，并得以順利完成任務的重要條件。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中亞探險活動，詳細考察了佛教東漸的路線，尋訪的古代中國取經僧赴印度取經留下的遺跡，并考察了宗教東傳之后佛教殘存的狀況，這些都有助于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難問題的研究。三次中亞探險搜集的文物包括佛典、經籍、史料、西域文書、繪畫、雕塑、刺繡、占錢幣，、對于認識新疆的和田、庫車、吐魯番等地區(qū)的歷史作用很大。

　　與其他國家的探險隊相比，大谷探險隊在中亞地區(qū)考察的范圍最廣、規(guī)模最大，在日本探險史上可謂空前絕后。但原本能令日本人熱血沸騰的中亞探險以及極其冒險的活動，卻被日俄戰(zhàn)爭的腥風血雨所淹沒。直到1937年，全面、詳細介紹這支探險隊的只有日本有光社出版的《新西域記》。但這部上下兩卷的龐然大物，因限數出版，價格昂貴，所以外界對大谷探險隊的活動了解得并不多，加之內容繁雜，一般人不易卒讀，在中國可能得到這部書的人也屈指可數，因此普通中國人對大谷探險隊活動的積極成果了解甚少。1999年《絲路探險記》的出版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了大谷探險隊。應當指出大谷探險隊與其他國家來華的探險家們在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他們的舉動無不打上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烙印，無論是舉著探險家的牌子還是打著考察的旗號，其到處挖掘地下文物，剝取石窟壁畫之舉，客觀上還是加入了列強意在掠奪中國文物的行列。因此，自覺或不自覺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今天我們尋覓各國探險家們出生人死的足跡，主要是因為他們留下的洋洋數卷，是人類可以共享的精神財富，給世界文化寶庫留下了大量珍貴的遺產，對于研究亞洲各國的歷史、地理、民族、宗教都有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這些外國探險家們的不同認識就顯得次要了。